Radiohead第一张伟大专辑诞生记

2022-04-03 23:49阅读:240摇滚天堂

二十多年以后，《The Bends》的历史地位被人们追授为收音机头（Radiohead）的第一张可以称为“伟大”的专辑，它毫不留情、见微知著地讽刺了资本主义和犬儒主义，在无数的“历史最佳”榜单中，你都能找到这张专辑的名字。

但是回到1995年，那时候的收音机头正处于一个无比焦虑的时刻，来自唱片公司的巨大压力、无穷无尽的沮丧以及巨大名声所带来的反噬，让整个乐队处于崩溃的边缘。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奇迹诞生了。

时间回流到1993年3月，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当来自英国的几个学院派的音乐怪咖乘坐着飞机降落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从来没有离开过英国，更不要说是离开欧洲了。

此时距离收音机头的首张专辑《Pablo Honey》发行才仅仅一个月，而且这是一次低调的发行，所以乐队成员原本觉得能收获一点点好奇的目光就很不错了——没想到的是，整个以色列都陷入了疯狂。

Creep

Radiohead

在海关，海关官员甚至要求他们当场清唱一段《Creep》，那是他们的首支单曲，在前一年的9月发行，这首歌即使在英国也完全是零宣发。

当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竭尽全力维持着秩序时，狂热的乐迷像潮水一样涌向EMI公司的车队，企图从主唱桶木腰（Thom Yorke）的脑袋上揪下来两根金发做伴手礼。

一个星期之后，收音机头重新回到了闷热的英国牛津，对刚刚发生的一切似乎他们都还没缓过劲来。

据说，《Creep》这首歌在以色列国防军广播电台（Galei Tzahal）里爆发了超新星效应，DJ约瓦夫·库特纳（以色列最知名的DJ）每小时都要放三遍《Creep》，这让收音机头这支乐队在以色列成为了英伦摇滚的新代名词，他们的名头基本上直追早已成名的山羊皮（Suede）。

当时EMI唱片的以色列负责人乌兹·普罗伊斯回忆道：“在英格兰，是绿洲对Blur。而在以色列，这里是收音机头大战山羊皮的故事。”媒体给收音机头一下子安排了三条头条新闻；而在该国唯一一个电视频道的黄金时段，电视里放着《Creep》的模仿节目。

看起来，似乎回到英国，收音机头也会成为巨星。“但是这就像是灰姑娘的故事，你知道吗？”乌兹说，“午夜钟声响起以后，他们又成了无名之辈。”

回到现在，收音机头录制他们第九张专辑的过程，就完全是保密的状态，几乎没有透露任何新闻，所以很难想象变成“无名之辈”会让他们不开心。

但是在乐队成立早期，20多岁的年轻人总是期待着能得到世人的认可。1993年9月，EMI重新发行的《Creep》很快进入了流行文化的巅峰——排行榜前十，国际热门单曲，并且在1994年的NME奖中提名最佳单曲。

然而公众给收音机头最大的标签是“昙花一现”，另外一个让人更加痛苦的诨号是谐音的“Crap（废物）”，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乐队都急需一次紧急的、迅速的卷土重来。

而这颗闪闪发光的流星，就是《The Bends》。

没有人确切地记得一切从何而起，但是这张专辑传奇的一部分就是它的突然性，它就好像是月光突然在一瞬间洒满了你的窗户。

与其他的英伦摇滚同辈们不一样，收音机头并没有试图让他们的音乐变得宏大，《Pablo Honey》沉湎于辉煌，《The Bends》则回到了个人政治信念的异化主题。经过了16年保守党的紧缩政策以后，这张专辑传递出了整整一代人前所未有的绝望。

The Bends

Radiohead

然而，你也能在这张专辑中找到收音机头的内核：大量的矛盾冲突和无处不在的神秘主义。

1993年，在获得鄙视名望的特权之前，收音机头已经在鄙视对名望的期待。

以色列之行让乐队成员们看到了他们的未来，回到英国以后，精疲力竭地巡演日程（包括担任PJ Harvey的暖场乐队）让乐队完全崩溃了。“我他妈的想吐，身体上我他妈的已经一团糟，精神上我也真的受够了！”桶木腰在宣布退出雷丁音乐节的时候这么说道。

那是一次非常赚钱的演出，因此这自然也引起了EMI公司的愤怒，公司给收音机头下达了六个月的最终通牒：要么收拾利索继续演，要么就滚蛋。

但是在签下了收音机头的厂牌A＆R凯斯·沃曾克罗夫特的记忆中，一切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实验摇滚正在兴起，而且表现出了越来越的商业潜力，”他说，“人们都在表达自己的偏执狂，只是对于厂牌而言，他们更欣赏的是《Pablo Honey》这样的专辑。”

对于保罗·赛德来说，这更是显而易见的，他是《Pablo Honey》的制作人之一。随着那张专辑制作接近尾声，桶木腰给他演示了一些歌，打头的一首叫《The Benz》（他们后来放弃了“奔驰”这个双关梗）。

那是一首非常令人痛苦的歌曲，听起来就好像要否定所有60年代受到崇拜的英伦乐队一样。“当时我们一直在努力想弄出点东西来，”保罗说，“所以我还挺吃惊的，因为他突然就弄出来了一堆比《Pablo Honey》还要好的歌。”

1994年初，收音机头搬到了伦敦北部圣约翰森林地区的PAK录音室，开始为他们的“奔驰”小样做一些安排。

每天早上，桶木腰都会喝一点茶，然后进行四个小时的钢琴独奏练习。专辑制作人约翰·莱基回忆起来说：“新歌从他的身上倾泻而出，他是一个早起者，当时他精力非常充沛，但你最好不要打扰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专辑制作的进度一再推迟，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起来。这时候，能享有一些与钢琴独处的时光，会帮助桶木腰保持理智清醒。

莱基当时最著名的履历是他担任了石玫瑰（The Stone Roses）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但是桶木腰却并不是因为这一经历才挑选了他，他选择莱基是因为《Real Life》——1978年发行的，Magazine乐队焦虑的艺术摇滚经典专辑。

Definitive Gaze

Magazine

EMI给了收音机头九个星期的时间来录制这张专辑，在恐慌之下，乐队成员们只能竭尽所能地完成任务。然而强尼·格林伍德（Jonny Greenwood）在录音室里陈列了无数的异国乐器，本职的Telecaster吉他却迟迟没有进展。

气氛依然在变得更加沉重，乐队经历克里斯·赫福德也在想着辞职，因为他已经受够了桶木腰“对所有人的猜疑”。

收音机头（Radiohead）

《The Bends》的诞生过程被桶木腰形容为“他妈的整整两个月的彻底崩溃”，制作人莱基则回忆起截止日期临近的时刻，那张专辑几乎更像是要走向烂尾，而不是完成了。

“在最初的九个星期以后，《Creep》在电台上播放的次数越来越少，然而收音机头并没有能够填补档期的歌曲。”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杰夫·巴克利的海布里球场演出之后，受到启发的桶木腰冲回录音室，瞬间创作出了《Fake Plastic Trees》，旋即泪流满面。随后乐队去远东巡演了一趟，等再回到牛津的理查德布兰森庄园录音室以后，只再过了一个星期，专辑就完成了。

Fake Plastic Trees

Radiohead

杰夫·巴克利（Jeff Buckley）

好吧，我是说“几乎”完成了。

EMI公司选择的主打歌是《My Iron Lung》，这首歌清亮的吉他音色很能让人们回忆起《Creep》的辉煌成功，但是如果让桶木腰自己来评价的话，他讽刺性地说这不过是在给乐队“续命一秒”而已。

但是问题来了，制作人莱基在艾比路录音室里搞了六天，《My Iron Lung》的电台混音版依然没完成。

《Pablo Honey》的制作人之一肖恩·斯莱德记得他接到了一个收音机头乐队吉他手艾德·奥布里本（Ed O’Brien）的秘密来电：“他说，‘听着，莱基确实非常棒，但是……他混一首歌就要一个星期那么久……’”

《My Iron Lung》EP封面

“大限将至，所有人都吓坏了，”《Pablo Honey》的另外一个制作人保罗补充道，“所以剩下的部分我们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帮他们对付完了。”

肖恩很鸡贼地解释说，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成文的协议要求整张专辑都必须经过混音制作，相反的是，由肖恩等人粗制滥造的那些歌反而大获好评，尤其是唱片公司非常满意。当唱片公司的管理层收到了乐队送出的成品专辑的时候，他们激动得在办公室里跳了起来——而那里面其实只有三首歌是由莱基混音的。

至于最终被冷落的莱基，他确实有点儿郁闷：“哦，那张专辑最后的混音确实很粗糙，它们就像是那种‘嘿！往这儿瞅！’的感觉，我不觉得这是乐队原本期待的东西。当时我真的备受打击，但是或许他们做了正确的选择。唯一让我伤心的是，他们甚至都没通知我。”

对于所有来自录音室的魔法——《(Nice Dream)》中轻松的氛围，《Planet Telex》中嗡嗡作响的颤抖——你会发现真正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是歌曲本身，从邪恶的《My Iron Lung》到一耳朵就会喜欢上的《Just》，收音机头用那些纷繁复杂的和声和狡黠的列侬式的诗句造就了所有的一切。

Street Spirit (Fade Out)

Radiohead

而整张专辑结尾于《Street Spirit (Fade Out)》，就好像是对整张专辑的呼应一样，它的歌词是：“让你的灵魂沉浸于爱中”。

时间来到1994年末，桶木腰坐在神枪手视频（Deadeye Video）的采访镜头里，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我对那些热心于慈善事业的流行巨星们有点儿不成熟的看法，他们总说着‘我们会改变这个世界’。”

桶木腰指的是以Live Aid为代表的那些筹款大型活动：“像卢旺达这种地方，那里有一个军政府杀了几百万人，但是他们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显然是西方世界。我们向这些贫穷的小国家出售武器，我们大发横财，然后鼓动他们自相残杀，最后再拿出一点点蝇头小利去救济那里的饥荒。”

“但我可从来没听说过那个流行巨星会说，“等等，我肯定应该为这事儿写首歌。””

LIve Aid，刚刚看过《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的朋友们应该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了吧

那次采访里，桶木腰表现出了他最具特色的一面：他很聪明、充满激情，但是被折磨得够呛。你当然可以嘲笑收音机头只是一帮悲观主义的，钻牛角尖的犟驴；但是在《The Bends》发行的几个月以后，那些为这张专辑叫苦不迭的乐评人们却完全没有体会到桶木腰的意思。

如果桶木腰真的像那些乐评人所形容的那样，只是在鼓吹世界末日的话，那他同时也抨击了那些小知识分子自我陶醉式的愤世嫉俗。

“我希望活着和呼吸，我想要成为人类历程的一部分。”桶木腰在《The Bends》中唱道，这首歌跟《Fake Plastic Trees》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说到底，《The Bends》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不仅拒绝了名望、商业化和“假的塑料爱（fake plastic love）”，同时它也鄙视了犬儒主义。

为了完全地跟上收音机头的思路，你需要涉足资本主义世界的阴暗面。随着以色列的那次备受追捧的巡演，收音机头早早地预料到了即使他们将来取得巨大的成功，最终也只不过是给EMI这样失去控制的大公司卖命赚钱而已。

乐队在发着牢骚，所谓“被无数的人听到”，其实也意味着要加入一个肮脏的系统，每卖出一张专辑，就意味着给这个肮脏的系统提供一份燃料，你似乎看不到具体的受害者，但那些公司自然会从环境、社会和每个消费者那里汲取资金。

My Iron Lung

Radiohead

这样的逻辑让《Fake Plastic Trees》这样歌曲的主题变得更加深刻和复杂，它聚焦于肤浅的消费主义——我们盲目地通过买买买来激励自己，完全不管任何后果。《My Iron Lung》甚至干脆地承认收音机头乐队自身也不过只是一种类似的商品而已。

问题在于，即使收音机头为这个国家的后院引入了一些有益的怀疑主义，这也阻碍不了唱片公司顺水推舟的赚钱。

二战之后，资本家有效地营销着另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巧妙地把现代抗议活动的焦点导向了对他们有利的方向：你可以继续吃肉——只要是自由放牧农场的牲畜就可以了；你可以继续过度消费——反正有回收利用嘛；你可以继续去超市大买特买——不过记得只买有机食品哦！

EMI的口谈禅则是：继续购买音乐专辑吧——不过只买收音机头就可以了！

这种对反叛行为的异化阻碍了真正的结构化变革，因为它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我其实已经做了点什么”的错觉——但你其实什么都没做。

也可能就是这些冲突引发了桶木腰对《The Bends》所做的最有启发性的引用，当谈到《Street Spirit (Fade Out)》那黑暗中难以捉摸的一瞥时，他说：

“我们所有悲伤的歌曲，其中的某一处，都至少含有一丝希望，《Street Spirit》原本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们的乐迷比我更勇敢，他们让这首歌渗透了他们——当然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他们在听什么。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听这首歌其实就像是直视魔鬼的眼睛。而且你应该知道，不管你做了什么，魔鬼总会笑到最后。”

《OK Computer》

在《The Bends》登上排行榜第四名后不久，桶木腰告诉NME杂志，他已经怀抱着一些“快乐的想法”在准备他们的下一张专辑了，但是当几个月以后他戏谑地承认自己错误地判断了形势。

他笑着说：“我最近都在写洛杉矶天空的颜色，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下了雨，所以你真的可以看到天空。”

失望的采访者问道，这就是所谓的所有的“快乐”吗？

桶木腰轻声笑起来：“是的，到目前为止，就是像那样的快乐而已。”

而他们的下一张专辑，就是更加传奇且伟大的《OK Computer》。

Lucky

Radiohead

references：

https://www.nme.com/features/radioheads-the-bends-at-20-the-story-of-an-anti-capitalist-anti-cynicism-classi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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